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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西村书记4名儿子支配全村90%资金 全家任要职

发布时间:2011.11.24 新闻来源: 浏览次数:
王哲 驾着摩托,载着人,突突突地就从“天下第一村”门岗边上窜了进去。沿着直道,他骑行了一公里,路面两侧尽皆别墅,这儿是“塔家基”。东侧是墙,西侧是水,南北大门各有两个保安,外人莫入。

  骑到尽头,王哲左拐上了“民族路”,又是近一公里的直道。路边建筑风格大变,一长列一丝不苟的灰墙宿舍,走廊上安了铁栅栏,窗前挂着内衣裤。附近热带厂的厂工就住在这,四人挤作一间。

  民族路走到头,右拐之后,豁然开朗,著名的超五星级“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”拔地而起,这座328米的高楼,高居世界第15位。再向前

,是塔群和“天下第一钟”,王哲又从门岗边上窜了过去,一边夸耀说“帮你省下了十块票钱”。

  然后一路骑向东,就是“天下第一塔”,塔顶是个金黄色的葫芦,共用了3.5公斤黄金镀成。金塔一边是“龙凤广场”,一个“龙头”连着中心村的万米长廊,而那个凤形建筑,由于手艺粗糙,往往会被游客误认为是母鸡。

  王哲沿着万米长廊,穿过华西中心村别墅区,蜿蜒之后,骑回到民族路上。不过五六分钟的时间,王哲绕了华西中心村走了一圈,要价30块钱。然而从别墅、到厂工宿舍、到摩天楼、再到金塔,恍惚间却像穿越了几重世界。

  在民族路的尽头,是两排仪仗队般的石狮或是麒麟,中西雕塑风格都有,于肃穆中,又显不伦不类。王哲一边收钱,一边特意指给车上人看:“你要是仔细瞧,狮子身上写着字。这边数过来第十七只,舌头上是‘吹牛’,我写的。”

  转型

  华西村为什么这么富,王哲一直没想明白。

  这个原籍河南的外来工,2007年的时候拉家带口慕名而来。华西村的集体经济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,村集团下属60多家企业,总产值超过了500亿。

  关于华西村集体经济的故事很多,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有个叫杨永昌的外村人,租用华西村土地办厂,身家近2000万。2002年,他以参股的形式把公司交给了华西集团,毅然完成从个体向集体的“反向改制”。

  “华西村是条大船,抗风险能力强,老书记一分钱奖金不拿,大公无私。”杨永昌如此解释自己的行为。

  华西村也确实有背景。近年来,钢铁产业重组打造大企业,不少小钢铁厂成为调控“刀下之鬼”,但规模不大的华西钢铁屹立不倒。由国家垄断的烟草行业亦有华西村身影。

  先于王哲来到华西的工友,有一些已经入了华西籍,过上了集体经济下的日子。一度让王哲颇为羡慕。

  王哲的老婆现在还在棉纺厂上班,王哲自己辗转了钢厂、铜管厂等几个厂之后,因为工厂效益不好,索性去开了黑车。“反正没有华西村户口,你干得再好,也进不了管理层。”王哲说。

  他的摩托载过本地客,也拉过外国人,偶然遇到求宿的游客,拉他去华陆宾馆或者直奔陆桥,还能吃20元回扣。就这样,王哲的收入,刚好够全家开销。

  不过,自从儿子开始上幼儿园之后,王哲已经萌生退意。“在华西村,幼儿园一个学期的学费要3390元,比城里都贵。”王哲谋划过了年去常熟,他的一个朋友找了家公司,包吃包住,小孩上学不要钱。

  “今年比去年,已经少去一万个外来工了。”王哲说着来路不明的数据,他以一种习惯性的口吻,不假思索地评论着:“老头子在还好,老头子要不在了,华西村就完了。”

  说这话的时候,在王哲的身后,一支来自上海的大型考察团,正站在摩天大楼下拍照留念。这幢高楼,正是在王哲刚到华西村的2007年打下第一根桩的。

  “增地空中新农村”,这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给取的名字,这个拗口的名字显示出他的智慧—为农村造楼戴上了政治光环。328米的建筑高度,是因为彼时北京最高的楼就是328米,吴仁宝说:“华西村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”

  建设摩天大楼的资金,来自200个华西村最富有的村民。每人出资1000万,成为摩天楼的业主和股东。据当时的媒体报道,村民们都很积极,有些没有入选股东的人,还到处求人说情。

  有考察团的人评价说“土”,“华西明珠像是山寨了东方明珠”。而土洋结合正是吴仁宝的政治智慧。

  “我们是一个小村子,上级领导比较多。有的领导说太洋了,有的又说太土了。所以,我们就要建一个不土、不洋、不城、不乡的。哪位领导说我们太洋了,我就带他看土的;哪位领导说我们太土,我就带他看洋的。这样,所有领导讲的话我们都听了。”

  两个月前,在“新农村大楼”内,又多了一头1吨重的金牛,价值高达4亿元。这是吴仁宝“农村城市化”思想的结晶,凭这个牛,他认为,可以“让城里人到农村来花钱”。

  而网友却倾向于将此举理解为华西村的“炫富”。要登上“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”看上一眼金牛,得花500块钱。很多游客游览之后,大呼坑爹。

  今年10月,王哲曾经服兵役时的战友、华西村的“徐老板”找他喝酒。当晚四个人喝高后,乘兴跑到新农村大楼“享受生活”。“喝酒、唱K、叫小姐”,玩得不亦乐乎。“次日买单的时候,‘徐老板’一看账单,脸色都青了,”王哲顿了顿,说:“消费整12万。”

  “徐老板”日子现在也过得紧。几十年“工业报村”之路发展下来,“转型”最近几年在华西村一直是重大命题,从2009年开始,像钢厂、纺织厂、化纤厂等华西村“看家”产业,订单都在减少。

  华西村新书记、吴仁宝之子吴协恩,提出“西南建工贸钱庄,东北建六畜粮仓,中间建人间天堂”。他将旅游、金融、海洋运输等服务业提到了华西村半壁江山的位置,并重点建设了一批特色景点。

  除了新农村大楼外,还修建了山寨版的天安门、长城、凯旋门……并从美国麦道、法国欧直分别购买了两架先进的直升机,开辟了“空中游华西”的新路线。

  根据华西村旅游公司介绍,华西村一年的游客超过200万,只金塔两架电梯的收入就有300万。

  “空中游华西”更是奢靡,飞机购置成本就达到了9000万,更不用说日常维护和驾驶员的薪水。坐一趟飞机,票价高达1000元,王哲称平时鲜有看到直升机起飞。

  华西村每个企业中层以上的人员,都被强制要求乘坐直升机。“徐老板”也坐了一次,因为“不管去不去,反正钱已经从工资账上扣去了”。

  不过,这些看似不靠谱的噱头,却慢慢变为有形的价值。这些年来,全国各地来华西村参观考察、学习经验者络绎不绝。华西村由此发展了“观摩经济”。

  这是一条“红色经济链”,金塔顶端的黄金葫芦,开着奥迪汽车的村民,住农村别墅,吃农家土菜,听红色的《华西村歌》,一个“特立独行”的中国乡村,转化为一场特色旅游。

  而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,每天上午在民族宫礼 (微博)堂所作的红色报告,几乎成为了华西村最大的旅游“景点”。而且,这是华西村唯一不收费的项目。

  中心村村民贡庆丰(右)一家在2008年搬进这栋3层高的欧式别墅,花费了208万的股份。

  周边村华西六村支部书记赵仁龙夫妇。赵书记2004年花费140万买了这栋400多平米的欧式别墅。

  并村

  王哲一度也羡慕过华西村民的生活,但他感觉到在这里,最大的缺失是人。集体性的“喜气洋洋”取代了个体的喜怒哀乐。这里更像一个人造景点,在森严的门卫戒备下,村里空空荡荡。

  “如果给你别墅,让你做华西人,你干不干?”记者问他,王哲一边笑着,一边从鼻腔里意味深长地“嗤”了一声。

  10年前,华西的周边村,也面临相同的诱惑。

  2001年,华西中心村的面积只有0.92平方公里,发展受到了地域的限制。华西村随后推出了“一分五统”的并村理念,即村企分开、经济统一管理、人员统一安排、干部统一使用、福利统一发放、村建统一规划。

  “大家都很向往华西村村民的富裕生活,所以并村受到了支持。”泾浜村村民周毅告诉记者。从2001年开始,华西村就陆陆续续兼并了周边的华明村、前进村、泾浜村、三余巷等20个村庄。

  到现在,华西村已经有超过35平方公里的面积。人口从原来的近2000人增加到3.5万人。原先20个村,被划分为13块区域,命名上依次是华西一村、华西二村,一直到华西十三村。

  周毅所在的泾浜村,被命名为华西三村。华西村承诺,将投资3亿元,再建700幢农民别墅和千余套公寓房,使周边村民融入华西。

  周毅还记得,当时无锡某媒体上用“这就是‘三个代表’在基层的真正体现”这样的句子来颂扬华西村的并村。“但其实,我们农民,对于并村到底怎么个并法,头上一团雾水,从没搞清楚过。”

  并村那天,华西村给周毅送来了10斤肉、10斤鱼、5斤花生、还有瓜子什么的,发了好几样,然后是每人350元粮款,300斤大米。村里一些老人,欢天喜地,幻想着从此过上不愁吃穿的集体生活。

  从此以后,村里的土地由华西村统一规划和使用,而村民则被安排去各个岗位上班。

  2006年,承诺过的别墅到了。华西村派人到泾浜村丈量房子,量来量去,他们给周毅20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估了个价,4万2,“冲抵之后,你再另外给25万8,就可以住别墅了。”他们说。

  在估价上,周毅没有商量的权利。“你也可以不要别墅,继续住老房子,”村委会告诉他,“不过以后不准你自己再造新房子了。”

  周毅权衡再三,以后儿子结婚什么的,都要房子,只好全家举债。“一直到现在,我还背着15万的债务,”周毅说,“华西三村的人,80%都欠着钱。”

  不过在当时,村民还是认为,生活会慢慢变好的。华西村的塔群、幸福园、龙西湖公园都建了起来,除了生活上富足的需求之外,作为华西人的自豪感,仍然鼓舞着周边村的村民。

  “但是从2008年开始,就变味了。”山泉村的娃娃(网名)当时在华西毛纺工作,从2楼的窗户往外看,正是“新农村大楼”的建造基地。“当时记得有一场暴雨,楼还没有堆几层高,工棚被暴风雨刮倒了,掉下来一些重物,死了七八个人。”

  那件事沸腾了一会儿,马上就悄无声息。不过华西村造摩天楼本身,却引燃了中心村和周边村之间微妙的矛盾。

  已经把自己称为“华西人”的周边村村民,心里犯着嘀咕:“华西不是总说共同富裕吗?花这么多钱建高楼,为什么不为我们盖些实惠的房子?”

  实际上,并村之后,周边村村民发现,自己并不能和中心村村民“平等”分享华西村的发展成果。华西村用股份分红的方式,将大部分的利益,合情合理输地输送给了中心村拥有股份的2000名村民。而周边村用土地支撑起的华西村的未来,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。

  周边村说“平等”,中心村的人却要说“公平”。“我们的发展也是当初苦干得来的,刚刚并进来的村民,不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样的待遇,否则太不公平了。”八十多岁的华西村老村民吴仁彪说。

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的表述更加直截了当:“你中国人到美国去,你能享受跟美国人一样的福利吗?”

  在中心村和周边村的利益僵持之中,更大的矛盾爆发了。村委会搞城保,要求每个村民上交8086元。“这个钱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出来的,”周毅拒而不交,他用农民特有的逻辑告诉记者,“真老了,难道连最低保障都不给我?不给我我就住到你干部家里去。”

  去年,华西三村的几个农民到江阴市去查社保的情况,结果被告知,从2004年开始,华西村已经给周边村的每一户人家,都办了“失地农民”。而这件事,一直瞒了稀里糊涂的村民6年,所有人都一直认为,土地只是暂时借给了华西村。

  2010年8月18日,在华西村西侧的幸福大桥附近,华西一二三村的人聚集了起来。“当时,有便衣警察混进了人群中,诱使人群走到澄阳路上,”周毅回忆当时的情景,“到了澄阳路,特勤就冲出来抓人了。”

  “百姓本来就是‘百心’,这么一恐吓之后,就再难以组织起来了。”华西三村村民王党告诉记者。

  “并村十年,他们富了十年,我们这里落后了十年。”周毅感叹以前泾浜村的路都是柏油路,现在路也没人修;以前村里的码头上很多人洗衣服,现在那条河,连拖把都洗不了。”

  “因为村干部已经没钱了,他们成了华西村的傀儡。”王党告诉记者,华西村用年薪的方式,牢牢控制着周边村的管理层。“华西三村的村委书记张忠善,因为是吴仁宝的外甥女婿,华西村每年给他60万。其他村委书记一般是每年20万的收入。”

  “我们村的干部,在村民当中已经没有威望了。”现在每年选村干部的时候,村里就给每个人发袜子,“他问你家有几口人,三口,好,给三双袜子。”周毅说:“选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。”

  在矛盾对立中,10月8日,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开始了。娃娃从村外回来,发现进村的路都不让走了。协警告诉她,必须等到11点半。11点半的时候,娃娃看到一车一车的记者、贵宾,到金塔去吃饭。娃娃在华西实验中学的朋友,则统统被叫去了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里去做服务员。

  10月8日晚上更让人气愤,很多华西村民下班之后要回家,但因为民族宫正在表演节目,路全封了。好多村民顿时怒了,“凭什么表演节目要占了我回家的路?我现在连回家的权利都没了?”

  一大群人,都在村外等到晚上10点表演结束。“现在的华西,真的没有08年以前好了,”娃娃说,“以前是同发展,村民都很幸福。现在是有名了之后,急于把面子挂出去,把面子继续保住,但是却不再是和村民共同进退了。”

  华西村党委常委吴蕴芳面对媒体,总是会如此介绍:华西三村、四村、五村、十二村和十三村在区域规划上被划分为“钱庄”,六村、七村、八村、九村、十村和十一村被划分为“粮仓”,剩下的一村、二村和三村的部分区域被划分为“天堂”。

  其中,钱庄担负着全村的经济重任;粮仓是发展旅游业和满足粮食自给自足;天堂就是为老百姓建房子。

  “你到处看看,我们这哪里是天堂?”三村的周毅反问。

  控制

  不过在网络上,很多人都认为,华西村就是天堂。

  根据官方的说法,目前已经形成了“小华西帮助大华西,大华西感谢小华西”的良好氛围,创造出“小华西提升大华西,大华西正成为金华西”的崭新面貌。

  在百度华西村吧,总是能见到这样两种帖子,一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,询问华西村的工作招聘事宜;第二种是适婚的男女青年,求交往的帖子。

  2003年,《南方周末》的一篇报道曾在最后追问华西村,什么是幸福?

  吴仁宝说:幸福是“五子”—车子、房子、票子、孩子、面子;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认为“出嫁前那一个月最幸福”;而从安徽鹤山来打工的余红银则说:“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。”

  余红银的意思大概是指:当个华西中心村的村民。不过,中心村村民贡庆丰也很难向她解释,自己为什么不够幸福。

  贡庆丰家的殷实度,在中心村里也算中上水平。35岁的贡庆丰在华西精毛纺厂任车间管理职务,媳妇赵瑞芳在村供销公司做会计。母亲吴荷英59岁,有腿疾,父亲贡详兴则是外村来的“招婿”,现在也享有了中心村村民待遇。

  这个“待遇”,即是指能参与村里的资本分红。

  贡家的收入,有三个来源,一是“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,工资奖金多劳多得”,车间管理员贡庆丰的月工资是1500元,会计赵瑞芳每月所获1600元,62岁的贡详兴退休后去液化气站做工,月入1300元。

  而奖金部分,则遵循村里“二八开”与“一三三三”的分配机制。华西的每个村营企业都设盈利指标,超指标部分实行“二八开”,即20%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,80%用作奖金分配。奖金分配的原则是:10%奖给厂长,30%奖给厂经营班子,30%奖给职工,结余的30%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。

  2010年,贡庆丰全年的奖金收益是24.5万元,赵瑞芳则有24万元。但村里有一条,叫“多提积累,少分配;少分现金,多参股”,也即奖金收入只兑现20%。

  贡庆丰一家能实收9.7万元现金,其余八成须参股。根据这样一个原则,华西村的现金是控制的。但尽管如此,村民拿的现金,一般不会低于外来务工人员。

  第二类收入是“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,各项福利待遇”。比如,村民每人每年能以一元一斤的优惠价,向村里认购300斤大米。“如果大米的市价是两元一斤,就等于村里给出了三百元的口粮款。”

  第三类收入被称作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”。累计至今,贡家拥有200余万元华西村股份。这部分股份,能参与分红,但贡家的分红,被套在了房子中。

  2008年,贡家搬入三层高的欧式别墅,共542平方米,毛坯作价135万,村建筑公司还做了73万元的装潢,总额208万元。入住的代价是,贡家须分10年,以每年20.8万元向村里支付宅子的“租赁费”。并且贡家对房子只有使用权,而无产权。

  贡家200余万元的华西村股份,一成的分红差不多正好20万,但是钱是看不到的,一分红,就直接缴纳别墅“租赁费”了。

  此外,股份还在每年累积,“新股金的利率回报又要扣除房款来计……”说了半天,贡庆丰也表达不清楚,“我也是去年才弄明白,还有很多村民至今都没搞懂。”贡庆丰说。

  为了享受华西村的别墅使用等权益,贡家付出的,是三个劳动力,几乎全年无休地为村办企业每天工作八小时,只有春节两天假期。

  华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般的资金管理链,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。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,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。根据《村规民约》,一旦村民离开华西,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,包括房子、奖金与分红之类福利都将收回。

  比经济控制更厉害的,是华西村的思想控制。村规里说“奖猫罚狗”,养猫可以受到奖励,因为猫可以抓耗子,而村里已经不需要狗来看家了,狗多了会增加咬人的危险。

  村里也设了“敬老奖”,只要哪家有年满80岁、90岁、100岁的老人,每个直系亲属分别能拿到100元、1000元、10000元奖金。华西村百岁老人李满金的全家37口,一下子就拿了37万的敬老奖。

  理论上,华西村也禁止夜生活,老书记吴吴仁宝说:“华西两个不好,一个是不能赌钱,一个不能讨两个老婆。在华西赌钱有三个条件:第一个是年龄,你到了60岁,退休了;第二是时间,晚上只能到八点钟,你回去休息,八点钟以后要罚款,这是为了你的身体;第三是价钱,只能是一块钱,如果成百上千输得多了,有思想负担,对健康没好处。”

  从1989年,华西村就成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。这个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,“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村民头脑。”年迈的吴仁宝,现在每天还坚持在民族宫做报告。

  因为这些从基本道义出发的意识形态灌输,华西村产生了一种集体主义下的群体无意识状态。

  华西村村民郑发(音)用部队打了一个比方:如果在部队中,实行多劳多得,武器装备退伍能带走,多杀敌多发钱,那么国家安全形势会怎么样?如果套用以往对公社制度的评论,那解放军是不是应该个个偷懒不训练了,打仗站岗什么的也不卖力了?反正都是领这么多钱吃大锅饭?

  “公有制经济确实会造成效率低下,但主要问题并不是出在制度上,而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。解放军的强大士气是靠思想政治工作支撑起来的。”郑发告诉记者:“关于华西的评论有一个特点,大家都在用私有经济的观点,去评价公有制经济下的生活。大家都在问‘个人得到了什么’,而不是‘集体如何更好的发展’。”

  但华西村的集体经济,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。在华西村提供的一份“华西特刊”上,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“金字塔”状,吴仁宝一家22人处在“金字塔”的顶端。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。

  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,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.7% 。

  华西村的领导也承认,目前无法摆脱资本主义,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,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。不过华西村也坚持认为,和中国普遍的状况相比,华西村已经步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,建设共产主义只是早晚的事。

  “在我有生之年,一定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,一定要把什么叫做共产主义,做给全国人民看看。”吴仁宝说。

  回过头来,还是说说“幸福”的问题,在华西村怪异的村制下,中心村、周边村、外来工,就像华西村的三重世界,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和忧愁。在自由和物质分配之间,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平衡点,但似乎都不让人满意。

  将这三重世界置于华西村同一个大舞台上,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想象力的事情。但华西村似乎从来不缺这种想象力,就像建成于2005年的华西村幸福园,园子里有各种人物雕像,有孔圣人、清官海瑞,也有革命年代的图腾董存瑞和雷锋。有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和耶稣,也有身系红领巾的毛泽东、邓小平等中共领袖。

  这种让人时空错乱的多重性,被吴仁宝的华西哲学牢牢统帅着,他说:“在这里(幸福园),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信仰,人有了信仰,就能获得最大的幸福。”

  每个走在中心村万米长廊里的人,耳边都会回响着千篇一律的《社会主义好》红色歌曲,以及村里编演的锡剧《要看稀奇到华西》,有点无聊,又有点恍惚。僻静的晚上,王哲的耳边有时会突然响起“澳大利亚法兰西……你说稀奇不稀奇”的旋律,仔细一听,却什么也没有。他喜欢管这种感觉叫“听觉残留”。而在每个人的心里,华西村究竟会残留些什么,会残留多久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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